假设在这里存在着坚固无比的高墙，以及撞击墙壁后致使破碎的鸡蛋，我向来都是站在鸡蛋那一方。
我身为一名小说家，也就是说，是以擅长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此处，来到耶路撒冷市。
那当然，并非所有说谎的都是小说家。诸位都了解，政治家常常说谎，外交官跟军人也说谎，二手车推销员以及肉铺老板和建筑业者同样说谎呢。然而，小说家说谎与他们说谎存在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会受到道义方面的谴责。非但如此，说谎说得越夸张越高妙，小说家就越能够获得人们的赞赏与好评。这是为什么呢？
这样的缘由在于，小说家具备借助巧妙说谎，凭借栩栩如生的虚构，把真相拉扯到另外的场所，给予另一番光照的能力。在众多情形下，以其原本的形式捕获真相并进行精准描述是难以达成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把真相诱导出来，转移到虚构的区域，通过将其替换为虚构形式来拽住真相的尾巴。然而，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在自己内心深处明确真相所处的位置，这是巧妙说谎所需的关键资格。
然而呢，今天我并不打算去说谎，而是准备尽可能地去讲实话。一年里头我存在好些天是不说谎的，而今天恰恰就是其中的一天。
就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这件事，实话实说好了，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会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理由无须说，在于加沙地区正在激战，迄今为止，在那个被封锁的城区，已经有不止一千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其中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自接到获奖通知后，我自己也多次暗自询问，在这种时刻前往以色列领取文学奖，真的是恰当的举动吗，会不会给人一种支持作为纷争的其中一方、有着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且积极施行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呢，那显然不是我所期望的，我不认同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不言而喻的是，我的书籍在书店遭到他人拒绝购买也并非是我所渴求的。
无论如何，经由反复思索，我再度坚决了来这儿的决意。缘由其一，便在于有好些人劝我千万别来。也许呢，我存有多数小说家具备的值拗性子——他人叫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特别是这般告诫我的那会儿，我就偏要去或偏要做，这就是小说家的（本性）。为何会这样呢？是由于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类人：不管刮怎样的顶风，也唯有坚信自己切实目睹、自己切实触摸的事物。
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于是我才现身在了这个地方。与不来相比较而言，做出了来的选择；和什么都不去看这点相比，做出了选择去看些什么；跟什么都不说相比较，做出了选择向各位说些什么的决定。
请准许我道出一句话，一句具备个人特性的话。这句话当我撰写小说之际常常在我的脑袋里面萦绕不去。它并非书写于纸张张贴在墙壁之上，而是镌刻于我的脑壁之处。是这样的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确实如此，不管那堪称坚固的高墙是怎样的正确无误，也不管那看似不堪一击的鸡蛋是多么的错误百出，我始终坚定地会选择站在鸡蛋这一方。正确与否并非由自身判定，而是别人或者经由时间以及历史来决定的。倘若身为小说家，却站在了高墙那边进行创作，不管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这样的作家又能有多少价值可言呢？
是这样的，那这般隐喻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呢？于特定某种情形之下它呈现出简单清晰的状态。轰炸机属于坚硬之高墙，坦克属于坚硬之高墙，火箭属于坚硬之高墙，白燐弹属于坚硬之高墙，机关枪也属于坚硬之高墙。那些遭受其摧毁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遭受烧毁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遭受击穿的非武装平民也是鸡蛋。这便是这一隐喻的其中一个含义。
不仅仅是这个呀，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呢。请这样去设想吧：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各自都是一枚鸡蛋，是有着无可替代灵魂以及包拢着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这样的鸡蛋，你们同样也是。再假设我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对于每一个人的坚硬高墙。这高墙有个称谓，叫做体制（）。这体制原本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然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还要让我们去杀人，冷酷地、高效地、并且系统性地（）。
写小说的缘由，追根溯源来讲，仅有一个特定目的，那便是促使个人灵魂之尊严得以显现，朝着其投射光线，经常性地投去光线。并且敲响警示的钟声，可以这样来看，是为了避免我们的灵魂受制于体制，进而遭受贬损。这实实在在就是故事所具备的职责，在这一点上，我乃是坚信不疑的。持续不断地尝试，借由书写生与死的故事、书写爱的故事，从而致使他人哭泣、致使他人惧怕、致使他人欢笑，凭借此来证实每个灵魂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性，这就是身为小说家所应承担的工作。我们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日复一日地用心去编造故事。
去年夏天，我的父亲去世了，享年九十岁，他是一位退休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时被征召入伍，参与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时候，他每天早上饭前都会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何祈祷，他回答是为了那些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还是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到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仿佛飘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离世了，其记忆，这记忆，在我还没弄明白究竟是怎样的记忆时，就已然完全消逝了。可是，那儿飘荡着的死亡气息，依旧留存于我的记忆当中。这是我从父亲身上所继承的，为数不多却颇为珍贵的事项中的一项。
在这儿我想向各位传达的仅仅是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超越了国籍、种族以及宗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直面体制这堵高墙的蛋，看上去我们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墙是那般高那般硬，那般冰冷，要是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这样的事物，那只能够源于我们坚信自己与他人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且把这种温煦汇聚起来。
且听这般思索。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个体，皆持有能够握于手中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灵魂形式，然而体制并无此般特性。绝不可任由体制来对我们实现利用之举，绝不可让体制按照自身的方式去运行。并非是体制造就了我们，反而是我们造就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很高兴荣获耶路撒冷奖从而得以在此向诸位讲话，我很感谢，感谢世界诸多地方都有阅读我书籍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表达谢意，毕竟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极为有意义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