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的康乐园里，树好多，好漂亮。当下，那康乐园虽说处在闹市中心地带，可却尚且如同大海当中冒出来的一块绿草繁茂之地，引得好多好多关注的目光，又有好多好多人巴望着能在这儿成长、安身！
从康乐园南门步入，道路两旁是一棵棵紫荆树。微风拂来，枝叶轻轻晃动，仿若拍手迎接您踏入青葱的校园。约莫每年七月，它于树梢绽放粉红色花朵。花期短暂，很快落花纷纷，校道宛如铺上粉色碎锦。倘若您从康乐园北门进入，校道呈现别样景致。路边，一排排桄榔树耸然而立。其躯干，青葱如玉，不生蔓枝，傲然昂首，直指天空。树顶处，仅有几瓣如葵扇般尖的大叶，风一吹，便在半空俯瞰您，向您微微点头。
当然，康乐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优良树木，比如处于“惺亭”东侧位置的凤凰木，它常常会将红色的小小果实，洒落于草坪之上，致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它是南国的相思红豆，从而引得姑娘们纷纷弯腰拾取并小心珍藏。怀士堂的后面，生长着几亩较为低矮的蒲桃树，这些树相互紧密挨着，进而构建成了绿色的营盘。据了解，这一丛树木，已然拥有将近百年的树龄。总而言之，由前人栽种下的树木，环绕着康乐园，使得后来将近百年间的众多学子，在树林的庇护之下，度过了弥足珍贵的青春时光。
中山大学的树与草坪。
令人每每提及，便会让人频繁可见，且最能使人怀有喜爱之情乃至心生景仰之意的，是康乐园当中的榕树，于马岗顶有它高高耸立，于九家村有它挺拔而立，于蒲园区同样有它傲然矗立，然而，于我内心深处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却是有着特别粗壮态势的两株老榕树，其中一株身处中区，另一株则位于西区。
中区的那棵老榕树，长在怀士堂草坪右侧，也就是黑石屋正门前边的路旁。它的躯干，两人合抱都围不拢。它虬根斜茁，一直伸进水泥路里边。它撑开的枝杈，长满浓绿色叶子。还有一条一条的须根，密密麻麻垂下来。它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站在路边，守望着校园里南来北往的学子。它身后就是黑石屋。这著名的小楼，是黑石夫人捐建给岭南大学的，用作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的官邸。值得尊敬的爱国者钟校长，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曾避难，于黑石屋度过了一夜，躲过杀身之祸。如今，中山大学将黑石屋用作贵宾室，我国不少领导人和尊贵外宾都来过此地，获校方最高规格接待。有意思的是，黑石屋的屋前屋后被好几株榕树环绕。屋前最大最高的那棵老榕，似带领它的后辈，代表中大师生带着绿色笑容，迎接来访贵客。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珠江电影制片厂在拍摄映片《羊城暗哨》期间，还将大榕树纳入了镜头，同时也把黑石屋摄入了镜头，它们被当作特有的外景之一。
中山大学康乐园的历史建筑黑石屋。
然而，于康乐园之中，我所见到数量最多且时常与之有所接触的，却是位于西区的那一棵大榕树。
七十年前，在康乐园最最西边边缘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西大球场所在之处。再往西走，在斜坡的后面，便是牛栏猪栏所在，还有坟头野地以及西洋菜地。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学校规模慢慢逐渐发展起来了，教师宿舍不够用，于是校方才去开辟西大球场以西的荒坡，开始兴建教师宿舍。没过多久，我也被分配到那边新建的“夫妇宿舍”去居住。这所房子，就在靠近大榕树的西南方那个位置。
相比中区的那棵树，西区这棵大榕树，更具年份，且体积更为庞大。其树皮颜色黝黑，表面高低不平，恰似一片片苍龙身上的鳞甲。尤为有趣的是，它长出了一根又粗又大的横根。这根横根部高出地面两三尺，表面平滑，可供人就坐。彼时我尚年轻，喜好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空闲之际，大家围绕着大榕树玩捉迷藏，或者一同坐在榕根上讲述故事、夸夸其谈。我们还会采摘榕树稍嫩的枝叶，将其编织成圈形，戴在头上，权当“桂冠”。
没过多长时间，在那大榕树周边的房屋数量越来越多。历经三十多年的建设进程，已然被开拓成为中大教工的主要居住区域，也就是如今的“蒲园区”。夜晚时分，风雨停歇之后，在大榕树的旁边，再也听不见牛蛙嗷嗷的鸣叫之声，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千家万户的灯火。而那一棵大榕树仍旧坚定地挺立在道路一旁。那条道路，便被称作“大榕路”。随后，我被安排与戴镏铃、龙康候、蒋湘泽、梁之舜等诸位老师，共同在一座楼房里面，按照楼层分别居住。这几位老教授，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院系。我作为晚辈，隶属于中文系。在相同的那个门口，我们进进出出，然而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串门的次数非常之少。反而是处在大榕树下的时候，常常会有诸多机会碰到一起。
在蒲园区的大榕路上，人是来来往往不停歇的。清早时分，好多中青年教师，从大榕树下走进西大球场去锻炼。黄昏之际，好多老教授也在这儿散步，有的人是独自慢慢走着；像戴镏铃老师、王宗炎老师，他们大多是夫唱妇随的状态。有那么一段时期，听闻王宗炎老师的太太，腮边做了手术，整日都戴着口罩。我瞧见王老师天天陪着她，在“大榕路”上散步锻炼。有时候，我也会碰到何肇发老师，他患有糖尿病。听说他有一回出差，登上飞机后，就在自己座位上注射胰岛素。当空姐把他扭送到机务室，好一会才弄明白时，空姐原本以为他是吸毒的“瘾君子”。每次我在大榕树附近遇见何老师之时，总会忍不住偷偷发笑。这些身为中大栋梁，风格各异，却为社会培育了许多英才的老师，都是文科的名师。
我时常会碰到蒋湘泽教授，他是钻研世界史的行家，蒋老师身形精干偏矮小，性格风趣。有一天，在“大榕路”那儿，他双手捧着繁多外文书藉 ，嘴上不停念念有词时，这时我正骑车朝着中区去。他一抬头瞅见了我，继而把我喊住。我觉着他有事要我帮忙干啥，赶快滚鞍下车，静候吩咐。哪晓得他对我说：“我前儿在电视上，瞧见有人讲外语。走近一瞧，竟然是你！”我一惊，急忙讲：“没！我是在电视台讲过话，可说的是普通话！”他讲，“不不！”。也并非类似广州话那般。我晓得他是在跟我打趣，讥讽我讲的是不伦不类的“广普”。我于是也回敬他讲：“我于校庆晚会之上，目睹过您出演《西厢记》里的张生”。他开始得意起来，接连说道：“是呀、是呀！”我随后又讲：“当时饰演崔莺莺的，是谢文通教授的夫人”。他愈发欢喜了，不停地说“不错、不错！”我接着讲：“然而，谢师母比您要高出半头，我觉得您演的并非张生，而是莺莺的弟弟：欢郎”。在那特定的年代，他知晓我所为的“反击”，不禁放声大笑，然而却因一时疏忽，致使手中之书纷纷散落于地，那一刹那，我遂急忙为其捡起，随后众人皆面带笑意而分离。整个康乐园彼时弥漫着一种友爱且和谐的氛围。并且这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使得师生们彼此团结，满心乐观，呈现出意气风发之态。
当时，在大榕树附近，我同样会遇见戴镏龄教授以及师母徐开蜀，他们常常缓缓地走着，也是不太开口讲话。戴老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出任过中大外语系的系主任，我很早就知悉他的声名。在1954年，教育部门将教授的工资级别，划分成四级。中大的一级教授有陈寅恪、姜立夫、陈序经三位。二级教授則有容庚、商承祚等二十位，戴老师也位列其中。那时，听说戴老师觉得自己身为系主任，不应被列入，便主动退出了。对（等到“文革”后，学校才又把他补上）这件事清楚并且将其知悉之后，我们全都对他毫不计较名利的高尚品格以及美好操守怀着敬佩之情。我们也都清楚还有了解到，他身为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声誉的英语教授，在早年的时候前往欧洲留学，对于英、法、德、俄、日等多个国家的语言都十分精通，还是著名的针对莎士比亚进行研究的专家。没有想到，后来我竟然幸运地和他一家人成为了邻居。
不长时间前才搬入新居住所，有一天黄昏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处在大榕树下这个位置，恰好碰到戴老师以及师母一块在散步。他站立在道路旁边位置，把我呼喊住。我急忙快速地向他们两个致以问候。他对着我讲说道：“你所撰写的那本有关纳兰性德的书籍，我和宗炎先生都已经阅读过了，并且也进行过探讨议论，书写得挺好的。”我赶忙急切地请他给予很多的指正。他却对我进行提醒说道：“我清楚你跟王起先生在钻研研究古代戏曲，然而诗词这一方面领域，你也不可以有所疏忽失去！”我赶忙快速地点头表示接受教导。那个时候，使我没有办法预先想到的是，他是从事研究外语的专业人士，可是对于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也已经留意关注到了。想一想后来，老一辈的学者，国学基础都很深，又自然会对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予以关心。再想一想，戴老师是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早在青年时期，就把莎翁的“十四行诗”，译成了中文。和别的译文不一样的是，他既留意到英诗的音乐性，又留意到译文要将汉语的声韵和节奏表现出来。据他的门生王宾教授追忆，当年，戴老师翻译莎翁的“十四行诗”，译好了一首，就寄给徐女士一首，鸿雁传情，最终成就了眷属。之后，储安平知晓了，便取走一些，刊发于《观察》杂志之上。随后，我产生了思考，戴老师之所以对我进行提醒，这同他自身的治学经验存在关联。由于莎翁不仅是戏剧家，并且还是诗人。戴老师既对他的诗作展开研究，又对他的剧本予以探究，明白针对文学各类别的研究，应当彼此融会贯通，才能够得心应手，收获成果。而后，我为自己确立了教学以及研究的目标：“以戏曲作为主要内容，同时学习其他方面”，正是受益于戴老师对我的适时指引。
有一年的冬天，在距离春节还有两天的时候，我又一次在那株大榕树下，碰到了戴老师跟戴师母。在那段时期，我正处于一种困境之中，心情不太好，听闻大榕树下，有花农在这儿设摊售卖花卉，我也想要买些菊花来应节解闷一下。那个时候，购买花卉的人比较多，我一门心思只顾着挑选花朵，却并没有察觉到戴老师，反而是他先瞅见了我。等我买好了花转身往回走时，他俩站在道路旁边，把我给叫住了。我急忙地走了过去。只见戴老师左顾右盼的，本来想说些什么却又停住了，摆了摆手，接着就缓缓地离开了。我望着他俩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头觉得有点怪异，究竟他想要跟我说些啥呢？处在犹豫状态之中，突然间记起家人曾吩咐我另外还要去买上一盆金桔，于是就回转到大榕树下边。然而，戴老师当时呈现出的表情，始终在我的脑海当中萦回缭绕着。
那天是过了两天之后，而这再过两天便是春节，依照中大传统所定下的惯例，就在那天的早上，教师们都会自行主动地去到小礼堂参加团拜活动，相互之间握手，彼此进行祝贺。就在那年，我并没有参与团拜，仅仅是在书房里头看书，突然之间，听到了敲门的声响，我暗自想到，在那些年头，有些见到我的人，会觉得“避开我才是吉利的”，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前来吧？又或者是有人要去找别的老教授进行贺年，结果弄错了地方吧？正当我迟疑的时候，敲门声再次响起来，我只能前去开门，一看，愣住了，原来站在门口的，正是戴老师以及戴师母。师母说道：“我们过来给你拜年来了！句号”。我惊然大吃了一惊，内心很是不好意思。依据传统，偏偏只有晚辈能给长辈去拜年，哪里会有长辈反过来给晚辈拜年这般的道理呢？我赶忙迅速地请他们进到屋里，去倒茶，去让座，他们也并没有讲说些什么话语，仅仅只是询问询问我妻子身体方面的情况之类的话语，几分钟过后，就告辞离开了。戴师母还伸手在袋子当中掏出来一盒小点心，声称是给我孩子的小礼物。我顿时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赶忙赶快去送他俩上楼梯，（他家所处的位置是三楼，而我居住在二楼）。站在他家的门口处，我朝着两位深深地鞠躬以表致谢之情。当下了楼走到自个儿屋里时，眼泪一下子就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深切地体会到老一辈的教师，对于后辈有着那般的关怀与理解，过了两天，社会学系的何肇发老师，还有校党委副书记曾桂友，也来到我家拜年，他们坐了一会的时间，之后就到楼下找蒋湘泽老师去聊起天来了，而老师们那份心意，我也领会到了。
在康乐园当中，众多老一辈教授，他们凭借科研成果与教学成果，撑起中山大学的荣耀，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学子，还着眼于学校整体学科建设，甚至关心扶持像我这般、属于不同院系的晚辈教师健康成长。缘由是，他们将学校当作自家家园，爱护家园里的一草一木。他们难道不正是校园里又高又粗的“老榕树”吗？那苍劲的躯干，浓密的树冠，佑护着小树发育茁壮。我想，杜甫有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这里诗人所写的大树有着伟岸的风姿，有着遒劲的风骨，其正是康乐园里“老榕树”的写照，还是老一辈学者，以及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的象征。
我喜爱那有着绿树成荫景象的康乐园，园里边的树，乃是历经一代又一代的教职员工，通过辛勤地进行栽培灌溉之后所收获的成果。去年，听闻广州砍伐掉了数量众多的榕树，这一举动引来了市民极为强烈的不满。砍树的这种风气，不清楚是不是已经吹进了康乐园呢？“毁掉树木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而种植树木却是困难的”，“人挪动之后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树挪动之后却是会死去的”，这些过往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去记住并加以吸取的。（本文原题《黛色参天二千尺——记康乐园的老榕树》，作者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