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周刊出了专题《当我读村上时，我读些什么》，此专题邀请了村上春树中译版的译者林少华，去梳理“林译”20年的起承转合，并且试图解读最近因更换中译者而卷土重来的“村上热”。在这期间，本报记者与旅日学者李长声取得了联系，李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编辑《日本文学》杂志期间，曾以专辑的形式介绍过村上春树，他对村上的理解颇为不同。
我没读过林译村上
新京报社提出疑问，你觉得林少华所翻译的夏目漱石作品，以及翻译的《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与他翻译村上春树作品时展现出的行文风格，是否存在一致性呢？
李长声表示，他未曾读过林少华所翻译的村上作品，更不曾读过《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原作或者译本，所以无从谈起。要是同一译者翻译的两个作品有着极大差别，然而读者读起来却感觉一样，那肯定就表明没有译出原作的风格，而仅仅有译者自身的风格。林译在本土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译笔十分契合某类读者群体的趣味，顺应了时代潮流，最终读出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村上春树。村上走在北京的街头，他那张如同中学生般的面孔，或许我能够认出他，可是要是被完全装扮成中国人的样子，恐怕就没办法认出来了。
新京报提出疑问，你是否觉得，要是先将村上的文学价值放置一旁不予考虑，那么村上在中国的传播，仅仅依靠一个“林译”，这真的足够吗？
李长声表示，翻译这一行为，唯有通过比较以及鉴别才能够得以发展，然而却受到作者权益的限制，并且出版属于商业行为，一般情况下一个作品不会存在多个译本，除非著作权过期，就像《菊与刀》有好多译本那样。村上春树的情况属于个别现象，通常不会有出版社买下某作家大部分作品的版权，也不会出现争抢着翻译的状况。你负责翻译这本，他负责翻译那本，如此一来自然能够对好坏进行比较，对高低予以鉴别。从提升翻译水平以及丰富翻译文学的角度而言，有更多人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固然，有个人专门去从事针对某个作家，或者某类作品的翻译工作，这对翻译水平的提升是有帮助的。
对村上不仅是误读
新京报称，你曾提及，村上春树或许是被中国读者“误读”成小资模样的。近期，村上春树于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颁奖之际进行了一番演讲，而讲这些话时的村上，不见得是他的中国读者所知晓的。在你眼中，怎样去阅读村上春树才算是更为客观全面的呢？
李长声表示，读小说这事是各有各的喜好，根本没办法做到读得客观。如今常见书本打开就有“导读”，那么，这个“导读”有责任将作者以及作品介绍得客观又全面。译者呢有时爱把自己翻译的作品捧得极高，就好像发现了天才一样，也许他原本就不了解，又或者他明知却不说，给作者当跟班，更仿佛批评了作者就如同批评了自己。这明显就是误导行为，还不如不进行引导。眼下翻译书，似乎存在两条便捷途径，其一呢是听闻在哪地畅销，就抢过来翻译，其二是把在台岛翻译出版的拿来。这两种捷径都可能让译者或编辑不去好好了解作者或作品。
新京报：日本人怎么理解村上的？
李长声表示，对于村上而言，日本存在着不少反面意见，并且出现了一些相关书籍，然而媒体大多并不予以报道，而是跟随主旋律，以此避免招惹村上的那些村民们。东京大学内有的教授对村上文学持捧的态度，又有的教授持打的态度，比如小森阳一，他撰写了一本名为《村上春树论》的书。
小森阳一表明，村上的文本策略是，闪现历史记忆，接着归因于无可奈何，进而抹掉记忆，以此轻松地获得解脱。村上的“蛋对墙”之说，难道不正是一种无可奈何吗？他在耶路撒冷讲了一番很空泛的话，甚至带有一点得便宜卖乖的意味。他明确告知以色列，他并非去抗议战争，而是因为太多人建议他不要去，他却偏偏要去。他还说，他不赞同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也就并非单单针对以色列的战争。并且，“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这似乎是在讲，某人存在着这样一种倔强的脾气，此人属相为牛，而当下恰好是牛年。就好像哪怕面对的状况如同臭蛋一般，此人依旧必定会坚定地站在蛋的那一方，这究竟是为何呢？原因在于，为了作品所具备的价值，站在墙另一侧的作品又能拥有怎样的价值呢。也许前往耶路撒冷有助于离诺贝尔奖更近一步，然而弄巧成拙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