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之白 周末画报
《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作品，都是家喻户晓的侦探小说。这些小说的创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堪称史上最畅销的作家，她塑造的波洛探长和马普尔小姐形象，流传百年至今仍广受欢迎。然而这位“犯罪女王”的私生活，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英国历史学家露西·沃斯利撰写了新传记《阿加莎·克里斯蒂：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该书引领读者回到侦探小说的鼎盛时期，并挖掘更多关于克里斯蒂的情节。
“消失的小说家”阿加莎
阿加莎·克里斯蒂1926年12月的离奇失踪事件，向来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彼时，《罗杰疑案》的问世，已使这位36岁的女性推理小说创作者在英国文坛确立了稳固地位，可母亲逝世与丈夫不忠的双重打击，令她在1926年12月3日深夜驾车离去，失踪了长达11日，导致新闻界沸沸扬扬的追踪报道和警方全面细致的搜寻行动。接到民众举报的执法人员最终在约克郡某家度假酒店里发现了伪装成特蕾莎·尼尔（ Neele）的克里斯蒂，紧接着她的婚姻就与阿奇走到了尽头。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成就斐然的推理小说家以及这起备受关注的失踪事件核心人物，在后来的时间里都对这件事守口如瓶，甚至在自己的传记作品中也绝口不提。依照她亲属事后所讲，那回她遭遇了车辆相撞的事故，因为身体损伤加上精神上的重压，她连续数日都处在一种奇特的意识游离情形里，导致她对过往日子以及自我认知都遗忘了，然而也有许多人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切都是克里斯蒂刻意安排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赢得丈夫的心。还有人觉得，这位才华横溢的推理小说家或许打算陷害丈夫，让他看起来像是谋杀了她。
到现在为止，大家看法都不统一。只有一个事实非常清楚：这次失踪事件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文学界人士的声誉确实更加卓著了。她那离奇的失踪给这位推理小说作家的生平增添了更多神秘感，从而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她的早期作品在重新出版后迅速被抢购一空。这起失踪事件或许纯属偶然，而且相当让人反感，不过它反而成了她获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支撑，英国历史学家、撰写传记《阿加莎·克里斯蒂：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的露西·沃斯利指出。
确实，从那以后，仿佛挣脱了人生最深的困境，克里斯蒂的事业便势如破竹。她毕生笔耕不辍，在1976年离世前不长时间，总计发表了八十部推理作品，累计销量逾二十亿本，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史上最畅销的作家，其著作的传播广度仅在莎士比亚名篇和《圣经》之下。但是沃斯利也指出，她惊人的财富成就导致多数人不会察觉她是一位多么打破常规的创作者，而只当她是遵循老路的人。在沃斯利看来，克里斯蒂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不仅为推理文学树立了与众不同的标杆，还用自己独特的手法记叙了二十世纪的种种风波与演变。
“乡村别墅”里的侦探故事
十来号人聚集在某个狭小地点：一列被大雪阻拦的列车，一座女子学院，或者一栋英式乡村宅邸。忽然，有个躯体坠落下来。众人惊慌失措之际议论纷纷、低声交谈。此刻一名探员现身，声称务必禁止任何人离开。接着，他逐一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进行询问，持续询问，直到获取所有资料，随后将所有人聚集一处，公开事实，透露了作案者、作案缘由和作案手法。被指认的凶手毫无异议，坦然认罪，接着在警方的看管下离开了现场。
这是一部典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模式。
克里斯蒂最初进行创作的那个20世纪20年代初，正值侦探小说的鼎盛时期，这种作品深受像W·H·奥登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喜爱，他们一旦接触到便很难放下。英国侦探小说家兼历史学家科林·沃森曾指出，在那个年代，家庭主妇们购买侦探小说的方式就像采购日常食材一样，常常将新到的书籍放进购物篮带回家。尽管，这种流行此时还与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无关。美国浪漫主义诗人埃德加·爱伦·坡首创侦探小说，但创作数量极少便失去热情，这一文学体裁的第一位杰出作家公认是阿瑟·柯南·道尔，他的福尔摩斯故事创作时间跨度从1887年到1927年，为侦探文学确立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塑造了具有独特怪癖的侦探形象，比如夏洛克·福尔摩斯在百无聊赖时会斜倚在沙发上，对着书房的墙壁射击；二是突出了推理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即侦探在侦破案件时几乎从不流露个人情绪，始终专注于通过逻辑推理分析案情。
克里斯蒂的首部作品《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于1920年问世，该作问世时间比柯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晚了三十三年。她的写作手法主要承袭了这两种重要流派，不过其独有的风格也十分突出。赫尔克里·波洛首次出现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是个比利时人,总爱讲法语,衣着入时,留着硬挺的八字胡须的老者,他与克里斯蒂后来塑造的另一位侦探——爱聊天且喜欢编织毛线活的马普尔小姐,几乎完全背离了福尔摩斯所象征的那种依靠科学手段破案的专家型侦探形象,既不懂得检验血液,也不擅长分析足迹或土壤样本成分。他们以逻辑分析见长，不会情绪失控，就连普通的外表也成了隐蔽身份的资本，在那些常见的“乡间宅邸”类案件发生地，他们默默观察参与者的言行举止，最终找出并揭露了作案者，可以说，从1920年持续到1976年出版的所有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都毫无例外地依照了这些手法，而读者们对此完全接受。
1958年，克里斯蒂和《捕鼠器》的女主角玛丽·劳，一起为该剧的六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0世纪的记录者
克里斯蒂的作品广受欢迎，但她本人的名声却很普通。每逢填写相关登记表时，在关于职业的部分，她习惯性写“居家主理”。有一次，她在乘坐交通工具时，无意间听到旁边两位女士议论她，“据说她饮酒非常豪放，毫无节制”，她却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沃斯利认为，克里斯蒂塑造了这样一个“文静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公众形象，目的是“掩饰她本来的样子”，以便“维持旁观者的立场，远离那些企图给她下定义的人群”。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她在经历精神痛苦后为自己构建的另一个空间——借助一个全新的人格来抵御更多的伤害。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轨迹，不过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自身角色。许多年后，克里斯蒂会这样感慨。
实际情况是，克里斯蒂“个人经历”同样十分跌宕起伏——即便不提那次声名显赫的失踪事件。在《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里，沃斯利用明快的笔调勾勒了克里斯蒂的早年岁月：她降生在维多利亚晚期英格兰的一个豪富之家，家父继承了一大笔丰厚的财产，而家母则是个性格鲜明、头脑灵活的人。哥哥姐姐二人自幼就读英国顶尖寄宿学校，唯独克里斯蒂，母亲一时兴起，执意要她八岁前不上学。虽未进校门，克里斯蒂却因聪慧过人，在家便接受了文学熏陶。父亲经营不善，家境日渐衰败，七岁那年，他因肺炎急病离世，克里斯蒂初次遭遇人生大劫。
露西·沃斯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斯蒂主动请缨，进入一家医疗机构担任护理工作，专门护理从战场上撤回的伤患人员。这段工作体验，对于这个后来成为著名推理小说家的年轻女性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汀·哈勒特曾指出，一战中护士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她们从事实际的医疗救治工作，另一方面她们又必须目睹战争的恐怖却保持沉默，因为向公众描述战争的残酷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接下来，表面若无其事，这种心态在某个层面充当了克里斯蒂创作警探故事的准备阶段：她笔下所有作品都着重描绘了细致入微的情节，展现人物外在形象和内在思想的不一致，那些披着社会外衣的人怎样在自我与现实间建立坚固的屏障，那些备受推崇的人物怎样会变成凶手。克里斯蒂终于可以在医院药房工作，她同时完成了侦探小说的最终构思：毒药的使用。她偏爱用非暴力的方式下毒作为杀人手段，这种手法成为她作品中最受欢迎的情节。她的侦探故事因此形成完整体系。
1946年，克里斯蒂在家中打字。
不少人曾对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及那个侦探小说的鼎盛时期，有过互不相同的阐释。英国评论家艾利森·莱特，一位独立学者，将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称作是“康复文学”。她认为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描绘出一个令人失落却仍可治愈的领域。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场所，一起凶杀案悄然发生。侦探凭借逻辑推理，成功侦破案件，将问题以井然有序的方式解决。“社会结构的创伤”得以愈合，人们的生活得以恢复常态。奥登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他觉得克里斯蒂作品吸引人的地方，带有宗教色彩，他写道：在一个信奉新教的国家，破获案件能够让人感觉罪恶减轻，重新获得清白。另有些人认为，这种抚慰情绪往往涉及权谋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间隔期内，英国及欧洲大陆的政局纷扰持续不断，而推理小说却另辟蹊径，它试图向大众揭示，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并非源自社会体制内部，仅仅由少数几个恶徒造成，只要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社会秩序便可重归稳定。
二零二二年五月，英国奇切斯特节日剧院呈现了《东方快车谋杀案》。
当代读者欣赏克里斯蒂作品的一大看点是她对旧日时光的刻画：书中那些家境优越的主人公们，往往带着反感审视着地产开发与新兴超市，同时又无奈地控诉政府税收让自己难以承受，负担不起豪宅的修缮开销——仿佛安稳居住在豪宅中是他们天经地义、理应享受的特权。在部分涉及种族歧视的叙事中，或许会出现一位女性服务者送上名为“穿衬衫的黑鬼”的甜品，这种甜点是覆盖着奶油的巧克力布丁，又或者，一个高鼻子的犹太裔金融家受邀出席某个庄园的政治聚会，主人当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鼻斯坦。可是，那些在今天看来颇为不当的阶层或种族看法，是否真体现了克里斯蒂本人的立场？这一点似乎一直存有争议。有些人断言，这些观点其实只是克里斯蒂对她所处年代和民众的嘲讽，并非她个人的真实想法。英国犯罪作家朱利安·西蒙斯，在其研究性著作《血腥谋杀》里指出，在侦探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不公从来不是克里斯蒂这类侦探小说创作者思考的内容，这些故事里的社会秩序，如同印加帝国的等级制度般稳固不变。
沃斯利很可能会赞同西蒙斯的看法。克里斯蒂这位女性，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也经历了两次婚姻的波折，在结束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后，她与一位年纪远小于自己的考古学家结为伴侣，并且几十年如一日地协助他的考古事业，她凭借着自身的写作才华，成功打造了一个卓越的侦探文学王国，然而她却从未向外界公开过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读者们需要承认，她本人是其所处阶层与那个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