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连续六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每次都与之失之交臂，大家戏称他为“著名陪跑员”。以翻译大量村上春树作品而被广大中国读者熟悉的翻译家林少华曾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上，分析了每次村上春树都与诺奖擦肩而过的原因。他讲，和莫言的作品作比较，村上的作品欠缺批判性；和爱丽丝•门罗相比，他的本土性又不足够。不过林少华觉得，20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颁给村上是体现出不公正的。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林少华讲座内容的摘录:
从2006年起始，在接近每年10月10日的时段，我都会因村上存在的获奖可能性，也就是所谓虚拟获奖的状况，去接受采访，而且采访呈现出一年比一年更为频繁的态势，一年比一年越发不屈不挠了起来。在2014年诺奖公布之前，广东有一家媒体要求我给村上写一封信，接下来我把这封信开头的一部分内容念一下：
……
在前年，也就是2012年莫言获奖的那个时候，竟然有媒体来问我，是希望中国的莫言能够获奖，还是希望日本的村上能够获奖，要在这二者之中选择其一，你说这怎么能让我进行回答。在这样两难的状况之间，消息传了过来，莫言获奖了，而您没有获奖，那么为什么获奖的不是您而是莫言？先不说您的同胞，那位身为著名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的黑古一夫先生，他也在思索这个问题，这位黑古先生把您的《1Q84》和莫言的《蛙》进行了比较，接着是这样讲的，文学原本内在所具有的批评性，在村上春树的《1Q84》里完全感觉不到，黑古先生紧接着就下了断言，在《1Q84》当中，不管村上春树主观之上有多么着重扎根于现实的介入干涉，然而内容恐怕依旧是跟社会介入相差很远，如此一来，《1Q84》才变成了空洞乏味的读物。这是黑古先生所说的原话，与之相较，黑古觉得，几乎跟《1Q84》在同一时间出版的莫言的《蛙》，对被本国政府所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摆弄的农民以及妇产科医生进行了如实描写，通过此彰显政治与历史的失误，所以，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顺理成章的。正因为这样，黑古先生讲村上春树才没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往后恐怕也只能处于有力候补的状况，而莫言理所应当，得到这项荣誉。换一种说法来讲，黑古这位先生觉得，您于被称作《1Q84》的作品里，并未切实地去贯彻您在2009年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中的、名为“总是站在鸡蛋一边”的政治方面的宣言。
您新作里，按黑古原话说，您相当干脆地背叛了此宣言。黑古先生所言或许有点绝对，可并非毫无依据，我也稍有同感。您在《骑鸟行状海和》《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里，面对日本历史上的国家性暴力，以及当下的投影，果断拔刀出鞘，然而在《1Q84》中，为何把刀悄悄放下啦？您在《猎人》那部相对而言属于软性的小说里，依旧表明人遭枪击定会流血，作此回应，必定要磨快尖刀。意想不到的是，你于《1Q84》里描绘了人在历经遭受枪击而流血的纷繁种种场面后，居然没有将尖刀拔出，反倒把刀收回刀鞘之中。又或者你表示，在《1Q84》第三部里面您确实如此付诸实践，也即唯有爱才能够拯救这个世界，这固然没有错，然而那是终极的理想，而要达成那个终极理想，必定得历经几个阶段，特别是在人遭受枪击，存在撞碎在墙上的鸡蛋这种情形下，要是不磨刀，不笃定地站在鸡蛋那一边，那么怎么能够履行您所讲的故事的职责呢？或许黑古先生恰恰在这个层面之中察觉到焦虑，进而予以提出批评，期望您能够郑重地看待他的这支批呢。
可以确定的是，后来这封信终了之时，并未被寄送至村上春树那里，接下来，就让我针对信里的关键要点，略微进行一番展开表述：
村上PK莫言：批判性不够
村上春树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讲道，要允许我道出，一句带有个人性质的话语，这句话在我进行小说创作时，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它并非书写在纸张之上，也不是写于墙壁，而是铭刻在我的脑壁，那便是这样一句话，倘若那里存在坚固的高墙以及撞墙破碎的鸡蛋，我始终会站在鸡蛋那一边。没错，不管高墙怎样毫无差错，鸡蛋如何满是纰缪，我依旧会坚定地站在鸡蛋那方，正确与否是由他人判定的，抑或是由时间以及历史来裁定的，倘若小说家偏向高墙去创作，不论基于何种缘由，那个作家又能具备多大的价值呢？我进行小说创作的缘由，追根溯源唯有一个，那便是让个人的尊严得以彰显，把光芒投射其上，敲响警示之钟，以防我们的灵魂被体制束缚而遭贬损，这恰是故事应尽的职责，对此我坚信不疑。
事实上，别看村上表述得看似轻松，这般果断，然而于他的著作当中，并非如此容易。确切来讲，在村上构建的文学天地内，善同恶、高墙和蛋壳，二者间不存在明晰的分隔界限，而大多展现为开放交融态势。比如他在纪实文学作品《地下》引言里，就对众多媒体将东京地铁毒气杀人罪行的实施者（即案犯）与罹难者对立起来的那种报道方式予以置疑，还为此前往法庭旁听。在旁听时，他认为那些案犯本就是极为平常的人，有人甚至存有善良之处，进而开始自然而然地渐渐对他们心生同情之念。这种观念在《天黑以后》这部小说当中，经过主人公高桥之口清晰表述出来，即被认为隔开两个世界的墙壁，实际上也许并不存在，就算有，也可能是用纸张糊成的薄薄的墙壁。
直到来到《1Q84》里那一邪教教主嘴里，随之就变成了这般的表述情形，善与恶并非是静止不动且固定如是的，而是持续变换所在场所范围以及立场角度的事物，某一个被认定为善的事物在下一刻瞬间就极有可能转变成为恶的行径，反过来也同样如此的。村上在这儿提出来了本源恶如许的问题，也就是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存有那黑暗到极点的地下城殿，均有着那蕴藏犯罪因素的DNA，换句话来讲，构建起的高墙是代表着恶而为错误的，那如同鸡蛋一般的则是代表着善而为正确的，像这种简洁明白、一目了然的构图模式在他所创作的作品里面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便如此，在《1Q84》里头，将奸淫十岁初潮前幼女的邪教教主塑造成为那种为维持善恶平衡而主动求死的英雄末路般的人物，这实在是太过过火了。正因如此，适才所讲的黑古先生才给出那般尖锐的批评。不只是像黑古一夫这样的评论家和学者，就连村上春树的当代日本作家同行，也有持有类似看法的，比如说片山恭一便是其中之一。2010年10月中旬的时候，片山恭一来到中国进行演讲，我受邀请为他那场演讲进行现场点评。我们会在下述情况下讨论村上春树，他讲，村上的小说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为因国际化而删减了诸多内容，其二是不清楚他试图表达什么。他又说，林老师，您于点评里引用了村上“高墙与鸡蛋”演说中有关肉体和灵魂与体制间关系的表述，村上说得确实很精彩，但在其作品里表达的内容似乎是另一番情形，并不一致。
说到这一点是不是如同黑古先生所宣称那般，致使村上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恐怕得等到诺奖评审记录五十年后解密才可确定，不过有一点能够确定，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标准就是一句话——具备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多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大致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彰显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切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寻，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莫言他也是这样，莫言所写的作品乃是对中国百年以来苦难历史的记录，民族苦难史的那幅画卷于莫言笔下被展现出来。就从这一点去看，村上呢既能够说距离诺贝尔奖更近了，也能够说，距离它更远了。言说近了，是出于他的大部分作品具备这样的特点；所谓远了，是鉴于在《1Q84》这部作品里头，就是善与恶这样两种状态的界定方面，并没有明显地展现出理想主义倾向。我有这样的看法，善与恶存在这般情形，一部分是相对的，能够转换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举例来说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日寇南京大屠杀它就是属于绝对的恶。这种善与恶的界限被颠覆了，就此人类社会缺乏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人类前进方向缺失了道义上的支撑，理想主义追求丧失了光照以及驱动力以上这些，便是2012年村上与莫言同台竞争时，村上落败被移下台的缘由。
村上PK门罗：本土性不够
以后村上春树会不会如同黑古先生所预言的那般，停留在有力候补的位置呢？这当然是无法知晓的。然而接下来在2013年停留在有力候补位置却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地知道2013年获奖的是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身为同时代的作家，村上春树的声望远远高于门罗 ，而且在人性发掘这一主题以及虚实相生等创作手法方面，二者又存在相当接近的地方。可最终的结果为何是门罗而不是村上春树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教授、英联邦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维克多•拉姆拉什于2014年春天来到中国，在上海时就门罗展现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演讲。他觉得，门罗所创作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还有本土性，同时具备普遍性或者普适性，甚至具有世界性。门罗把加拿大南部乡村当作创作基础，构建起她的小说世界，然而又跨越了本土地域文化所拥有的独特性，对于每一个加拿大人以及世界上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着普遍的吸引力。她像回音一样引出了他们对于人性中共通一面会产生的思考和感受。这是一个故事，它虽全都扎根于有着宿命之感的现实，然而故事里的主人公，他们同时身处一个由梦境以及幻想所构建而成的另外一个世界，读者很难把现实跟虚拟区分开来。
仔细瞧瞧以上的那些表述，就能够发现门罗以及村上存在着相同之中的不同之处，门罗所创作的小说，乃是把她生活着的乡村当作基础，在这点上，和莫言有着相似的地方，村上则是以大城市作为舞台，门罗把地方性以及本土性、甚至普适性或者世界性融合在了一起，村上却几乎是用浓重的世界性将本土性给淹没了。还有村上的另一位同仁岛田雅彦居然觉得，村上春树所创作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如同畅销各个国家的万金油那般，是因为他在进行创作的时候特意不留下民族意识，写完之后还再三检视，把所有的民族色彩都给去除掉了，如此一来，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关于这一点究竟是不是村上处于屈居诺奖有力候补者这般状况的缘由，我们没办法去果断判定，然而有个情况能够确定，身为诺奖得主，不管是莫言也好，还是门罗也罢，均具备浓厚的地方性、本土性生活氛围，与此同时也不缺乏超越性以及世界性。
顺带提及一下，日本首位诺奖得主川端康成，基于瑞典学院所发布之内容，能获诺贝尔奖的主要缘由便是在于他凭借卓越的感受性，借助小说的技巧来呈现日本人的心灵精髓，而川端对于日本人心灵的展现大多是经由对自然风景以及日本人特有的生活道具进行赞美性描写来达成的，所以他的小说总是充斥着典型的日本风景符号与文化符号，像富士山、庭园、樱花、茶道、和服、清酒等等，便是说川端费尽心思提炼日本美、日本性。村上恰好相反，他对川端所描绘的那些玩意儿基本上全然不屑。即便偶尔会说起樱花，那也和日本美、日本的特性毫无关联。比如说，他在《挪威的森林》里是这么写的，在我的眼中，春月之际的樱花就好像是从裂开的肌肤当中鼓胀冒出来的腐肉。
村上PK莫迪亚诺:不公正
2012年，村上输给莫言，原因或许是批判性欠缺，2013年，村上输给爱丽丝•门罗，原因或许是本土性不足。那么，2014年呢？2014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的那位终身秘书，再度走到一人高的麦克风前，公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奖理由是，这位法国作家凭借记忆的艺术，呈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极难捉摸的人类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还称他为这个时代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从主题方面来讲，他的那些作品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的情况，始终都是相同事物产生的变动，他所涉及的内容能够关联到记忆、失落、身份以及寻找等方面。莫迪亚诺也认可自己对寻找有着特别的喜好，针对事情而言，越是显得晦暗，越是带有神秘色彩，他就越是充满兴趣，甚至还要从原本并非神秘的事情里面挖掘出神秘之处来。
说实在的，莫迪亚诺所著的小说，我尚未有机会去看，没有机会看便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然而要是准许我依据上面几句评语里的记忆、失落、身份、寻找这几个关键词随意地进行推测，我觉得村上春树和他极为相近。比如说，在 2001 年的时候，村上以“远游的房间”作为题目给中国读者写信，信里这样讲道，我的小说所讲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简要归纳起来，那便是任何人在其一生当中都在寻觅一个珍贵的事物，可是能够寻觅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很幸运地将其找到，然而实际寻觅到的事物已然遭受致命性的损毁，即便如此，我们依旧持续不断地寻觅，因为要是不这么做，生之意义自身便会不复存在。是的，在1973年创作的小说《弹子球》当中，主人公去寻找月台上的狗，也去寻找弹子球机。在《寻羊历险记》里头，寻觅背部有着星星斑纹的那只羊，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当中，找寻古老的梦以及世界尽头的出口，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之内，去寻找12岁时握我的手握了十秒的导本，在《奇鸟行状录》期间，寻觅失踪的猫以及离家出走的老婆，在《斯普特尼克恋人》里头，寻找曾经给我以无比温存与抚慰的女孩，在《1Q84》里面，青豆寻找天吾，天吾寻找青豆，在《没有色彩的多崎造和他的巡礼之年》那儿，更不必说了，多崎造自始至终寻找五人帮的其他四人，有失落才会有寻找，比如说村上作品的核心便是失落与寻找，失落与寻找的循环往复，而且在这个过程里确认记忆和自我身份的统一性。
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 Rubin），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他寫了一本專著，在那本專著裡，他把村上和大江健三郎予以比較，覺得這兩位日本作家全都專注於驗證和追問歷史與記憶，傳奇與故事自身，都持續深入情感的黑暗叢林，去探索他們個人和作為世界公民以及日本人的真正身份。然而，村上不會無趣，傑•魯賓明確指出，他的尋找過程全都以令人喜見樂聞的輕鬆形式去處理，不沉悶滯重，不抑鬱難耐，誠懇且沒有虛幻的假象。他借助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所运用的语言，向我们去描绘虚空的、会让人产生敏感反应的真实生活以及那种躁动不安的状态。鲁宾教授更进一步地做出断言，平凡以及亲切乃是他作品最为显著的特性。村上最为卓越的成就便是察觉到了市井小民生活当中的隐秘之处与厘清脉络之举，与此同时，强调指出村上了不起的成就则在于，对于一个平凡的头脑关照世界的平凡以及距离方面有所感悟。竟然还有类似的情况，杰•鲁宾也同样提到了普鲁斯特，他讲村上给我们这个高度商业化、且具备较低胆固醇水平的时代赋予了一种清爽的、带有低卡路里特征的普鲁斯特式趣味，他所处理的全都是那些具有根本性的事物，比如生与死的意义，真实的本质的感觉跟记忆以及物质世界之间的关联，还有寻找身份和认同。
从这个引文中，不难看出，村上春树的作品，同样是记忆、失落、身份、寻找；普鲁斯特，同样是从不神秘的事情里，也就是市井小民的生活中，感悟并寻找神秘；遗憾的是，瑞典文学院的那位秘书，没有将其用来概括村上获诺奖的理由。并且，假使莫里亚诺借记忆的艺术呈现出德国占领时期极难捉摸的人类命运以及人们的生活世界，那么村上是以文学形式对人类生活细节作出了超乎想象的描写，精准地捕捉到现代社会里的孤独感与不确定性，这是普利斯顿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时给出的评价,就这点来讲，要是在2012年、2013年村上停留于诺奖有力候补位置还算合乎情理，可是2014年依旧处在同样的位置，应当说是不公平的。
村上创作之路——挖洞，撞墙，再挖洞
倘若要我对村上春树进行一番总结，他1979年开始走向创作之路，那是一段历经35年的创作旅程，这35年能够划分成两个阶段，也就是前15年与后20年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那15年，可说是不断挖洞的15年，第二个阶段大概是持续撞墙的20年。2003年初，当我头一回见到村上时，向他询问沟通与孤独之间的关系，他讲人人皆处于孤独之中，然而不能因如此便切断众人彼此间的联系，丝毫将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而是应当深入地去挖洞，只要始终朝着下方深挖，就会于某处同某人 在一起。我觉得，一个劲、一味地让自己沉浸于孤独里，把自己围住是不行的。孤独自个儿是沟通的纽带。为了这个，得深深去挖洞。
所以，村上的文学，特别是前一十五载，属于挖洞的文学。在这个时期，文学整体都呈现出放任孤独、欣赏孤独、把玩孤独的态势。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甚至凭借主人公对于弹子球机这种无谓事物的执着寻觅，把孤独提升为超越论世的自我意识，进而确保自身孤独相较于热衷于追逐所谓正面意义与目标等世俗价值观的优越性。可以这么讲，挖洞的目的大多陷入自我治疗范畴，挖洞乃是自我治疗的手段。《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国境以南，太阳以西》持续深挖填洞主题，这次挖得更深了，期望能尽早与他人在某个地方联络上，或许是因为穆乐孤独逝去，栀子的姐姐还有栀子也因孤独离世，不能再任凭主人公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在《舞！舞！舞！》里，喜喜离世了，咪咪也不在人世，这致使挖洞进程愈发艰难，越发难以与他人连接。这表明靠刨穴获得治疗成效是存在限制的，所以第一阶段长达15年的挖洞基本告一段落。
紧接着到来的是那撞墙的20年，然而朝着体制这堵高墙展开的撞墙方面的努力，并非是从方才提及的2009年起始的，它起始于20年前的《奇鸟行状录》，这么讲来，从那个时候起，村上清晰地认识到仅仅依靠挖洞这种开拓个体内心深度的做法是存在其局限性的，并且，要与更多的人建立连接，要进一步去获取灵魂的尊严以及自由，必然会与体制产生关联。而体制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护身为鸡蛋的每一个人的，如此一来便出现了撞墙破碎的鸡蛋，村上宣称始终站在鸡蛋这边。这个立场，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奇鸟行状录》中充分展现，在其中，对日本战前军国主义的运作方式、国家性暴力，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表达形式进行揭露和批判，达到顶点。在《海边的卡夫卡》、《1Q84》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继续推进这一撞墙主题，笔锋直接指向日本黑暗的历史行为以及新兴宗教所谓邪教这一社会病灶，表现出追逐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体制、强大的社会架构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可是，到了《1Q84》第三部的时候，村上把笔锋收了回来。《没有色彩的多崎造和他的巡礼之年》以及最新短篇《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已经完全回归到挖洞作业上面。它是继续借助个体深深地进行挖洞，以此来和其他人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回归到个人生命的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治疗的，这个挖洞的主题原点。
若精准地这么讲，村上的创作路径呈U型，先是挖洞15年，接着撞墙15年，而后又挖洞5年。应当讲，相较于撞墙，挖洞挖得更为精彩。援引中国作协李敬泽在2013年针对诺奖回答《瑞典时报》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讲，村上大概属于飞鸟型作家，他并非依靠强劲的叙事，而是凭借想象力去表达人们内心飘荡的难以言传的情绪。他的修饰以及隐喻的存在，丰富延伸了自我意识，同时认定村上文学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感伤话语。此外，相较于撞墙，能打动中国读者的显著是挖洞那部分。其一缘由，中国本土并非需要大叙事，所欠缺的是那种透视人们心灵以经营后花园的自觉与细腻。经久不衰的村上热能够被描绘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城市人心里的变化、情绪、感受与之形成互动、共振或者相向而行的轨迹。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村上作品存在的局限性，逐步从粉丝式阅读过渡到理性阅读以及深层和深度阅读。人们都清楚，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社会转型，其成功与否，直接关联到这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存续与否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社会转型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构建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与责任以及文明秩序作为支撑的现代核心价值观。而村上的作品，在积极表达个人自由尊严权利的情况下，又较多地融入了后现代元素。例如，否定宏大叙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规律性、本质性，还有对本质认识可能性，消解理性、意义、价值以及体制、秩序的结构，并未在制度安排和个人尊严，也就是高墙与鸡蛋之间摆出一张对话的圆桌。似乎也未在挖洞个体自由和价值取向整体性，即理性建构之间找出对接点。
说得极端些，村上文学的问题在于：消解了意义和体制怎么办？
要么说得简单直接些，如若撞倒了那高墙该如何呢？毕竟那高墙可不单单是规则还有限定，它同样属于遮风挡雨的屏障。这大概算是我们的过分要求，我们没办法苛求一个被称作日本作家的人给出我们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候所需要的现代核心价值观或者与之相关的答案。但不管怎样讲，以一位读者的话来讲，村上终究教会了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怎样在那种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荒野里搭建一座小却坚固的帐篷？拿外国小说，拿爵士乐，拿冰镇啤酒，拿自然而然的性运用一下，拿那种适可而止的绝望加以展示，拿带有节制的爱来体现。在这般意义上，村上作品里无所不在当中的主体性，对于现代公民意识形成、会有着促进作用，对于公民社会所形成的情况而言。要是意识到包含他人在内的个体灵魂的尊贵之处，并且承担身为个体所带有的人一种责任，而非盲目地一味怨天尤人，这样情况下的人，才会是现代公民，由这样的人去构成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公民社会。
从译者角度看，我尤为欣赏的并非其他，乃是村上春树所提供的村上式文体、语言风格。前些日子我正在翻阅《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不禁被他的文体深深折服。其文风那般节制、那般内敛、那般从容不迫，又那么冷静且不失温情，内心所有的感动与激情，皆被安详平静的语言包容着。即便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期望村上春树能尽快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是真是假，哪怕再不情愿，村上大概还是得前往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的。由川端康成所表述的是“美丽的日本和我” ，大江健三郎所讲述的是“暧昧的日本和我” ，那么村上会怎样讲呢 ，我推测他八成会说“虚无的日本和我”。
身为译者，我渴盼村上春树能快速荣获诺贝尔奖，这存在一个极具个人特性的缘由，具体是：一旦他得了奖，我便能一劳永逸地终止有关他获奖的全部采访。八年过去了，我实在是受够了。
文本是依据主办方所给予的速记来进行整理的，在此要特地感谢武汉大学的王逸雯针对本文所作出的贡献。